（二）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事实构成 科学研究作为人的认识活动首先应以人本身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不能将人物化[15]（P114）。
只有准确把握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脉络和实质要义，才能对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是如果运用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分析本案，由于蓝某的行为所包含的风险并不为刑法所禁止，就不得不认为，该行为不具有相当性。
[7]相应地，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的理论地位有所回落。陈某见势赶紧逃跑，蓝某穷追不舍。然而，无论甲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其所实施的赠车行为都属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而不属于刑法禁止的故意杀人行为。[69]换言之，金海亮犯罪后逃跑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不属于禁止风险。[39]因而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之前，需要事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行为。
但实际上，相当因果关系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学说，包含了多种可能的理解路径。[51]但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符号主义范式的假设被联接主义范式与行为主义范式所否定。
（一）人工智能难以产生类人的自主性与意识 认为应赋予AI以主体资格的观点大多认同在技术层面AI已经产生或必会产生自主性与意识等类人属性。一些科学家认为类脑计算（神经形态计算）将是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主要进路，类脑智能将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在以人为本、增强人类的理念之下，虽然法律需要在短期内作出调整以适应AI的发展趋势，但长远来看，不应当是法律如何迎合AI、而是AI如何迎合法律的问题。诸多学者基于强人工智能已经或将要产生，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将来也会出现的趋势，动辄提出法律死亡论，否定传统法，在主张AI拥有主体资格的前提下进行制度设计。
第一，应当如何确定责任主体以及如何划定多主体间的责任分担比例？第二，在归责上，对不同类型的AI、不同应用场景应采取何种归责原则？若需考虑过错，如何确定相关主体的注意义务？在判定过错的有无与大小时，机器能否成为判断的对象，应在多大程度上考量AI开发流程、算法、应用方式与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三，AI使得原本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该套用还是突破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如何合理切断过长的因果关系链条？在个案中应当如何进行因果关系认定，可否使用AI代替专家辅助人对标的AI进行逻辑回溯？在法律上如何破解AI固有的不可预见性所造成的难题？在行政法、刑法等领域讨论AI法律责任时也会遇到类似疑难。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AI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各技术范式得以集成、混合，进一步推升机器智能。
科学、技术具有双重价值性（正价值与负价值），AI将造福人类的乐观论与AI将毁灭人类的悲观论分别指出了AI因替代人类而产生的双重价值。从技术背景来看，人工智能领域内部仍存巨大分歧，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与技术范式，甚至连人工智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确定的，致使新兴的人工智能法律研究缺乏共认的研究前提，这不利于顺利开展对人工智能基础法律问题的研究。无论审视动物的权利，还是审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人格，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的视角，一种基于对人自身的反射式关怀。2018年，欧洲政治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时代：实施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战略》明确提出应将AI用于增强而不是替代人类。
笔者认为，第一，非人工智能的技术与机器早就可以在无人工介入的情况下作出所谓的独立意思表示、缔结电子合同、形成证据，电子商务法已经解决了意思表示的归属、效力、责任与证据等问题，但未赋予机器主体资格。在相当程度上，人工智能研究的纷乱现状源于其法律规制的基点未得到确立，而这又可归因于人工智能基础法律问题研究的不足。最后，AI责任规则需要在以机器为中心的技术与以人为中心的责任之间建立合理连接，确定归责基础。本文所阐述的增强人类，并不包括将机器智能技术直接融入人类身体而增强人类。
再次，使用AI替代人类从事各种活动是否正当、适法，应遵循何种规则，此系AI法律规制的具体手段。IA以人为中心，更关心人与机器的互动，会保证人的参与和控制。
若法律研究不加思辨地在人类社会允许出现拥有自主意识的AI、广泛的强人工智能的立场上讨论赋予AI主体资格，无疑是过度偏离了人文主义，追随了技术决定论，毫不顾及制约技术的必要性。法律的代码化、算法化也是有限度的，因为自然语义的符号化已经是算法难以跨越的障碍，更何况法律不仅是逻辑的，还是经验的。
最后，AI替代人类实施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如何认定，此系AI法律规制的最终落实。联接主义范式受益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立基于身心二元论，将智能理解为众多并行分布的神经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数学方法模拟人脑神经网络及其联结机制，采取神经网络算法。认为智能机器人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与后果，人类创造机器人的技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智能机器人可能产生自主的意识和意志。而且，人工智能依托于计算机，但现有的人工智能法律研究却与之前有关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的法律研究差别极大。AI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更加密切的交织关系，但其不具备意识与意向性能动，在行动者网络中不可能与人类行动者对等、平权。最后，AI与IA混用于各种场景，AI法律问题与IA法律问题在诸多领域具有桥接关系或混同关系，例如大数据、云计算、自动驾驶、证券算法交易等法律问题具有AI与IA的双重属性。
1950年，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分析了基于计算机创造出具有智能的机器（学习机）的可能性，期待机器能够在所有纯智能领域同人类竞争。认为AI具有自主性，非为纯受支配的客体。
认为只有承认AI的主体地位，才能进而分析其所缔结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举证问题、责任问题。若法律赋予AI主体资格，无疑会偏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
前文所提炼的AI四项框架性法律问题正是从AI法律问题的产生根源出发，从与IA法律问题相区别的角度围绕AI替代人类而归纳得出。AI从GOFAI发展到NFAI，现今在替代人类上更进一步，甚至开始替代律师、医生等复杂脑力劳动岗位，这导致人机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催生出一系列的伦理与法律难题。
（一）机器智能框架下人工智能与智能增强的理念对立与统一 虽然哲学家、科学家与大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存在系统性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机器智能，依存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化计算机器，而计算机从产生时起便是具有区别于以往任何机器的、可发展的机器智能的。鉴于AI在技术上具有去人类化的属性，其应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预见性、难以理解性，而且没有任何机构能够保证AI可以被人完全控制，法律在保障AI整体上不偏离增强人类的方向之外，还需要根据AI以机器为中心的技术特性制定相应的规则，从源头上保证人对AI的控制及其可归责性，以弱化复杂的伦理困境与责任认定疑难，尽量消解因AI替代人类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各式数字化计算机器、技术的发展史就是机器智能的发展史，反之亦然。认为应当参照动物保护、法人拟制以及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关于机器人的民法规则》提出的电子人，将AI确立为法律主体。
AI法律问题在承继部分IA法律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意味着二者的法律规制应当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协同性。在面对人类整体族群利益时，AI法律规制的价值理念并非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以机器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的冲突之间应当选择后者。
21世纪之前的AI智能水平较低，应用范围较为狭窄，对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影响极弱，基本未对法律产生影响。在社会学中，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因认为非人行动者拥有与人类行动者完全对等的能动性而被批评为一厢情愿，因为其只能在文本中而不是在实践中实现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
但明显的是，目前的技术水平根本不可能使索菲亚作出此种自主性的回答，此事件完全是由商业利益推动的。IA法律问题也有诸多疑难，但大多可以通过对传统理论、既定规则的解释与适度修正得以解决。
其中，AI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与AI是否具有主体资格属于极为关键的一般性基础问题，关涉AI与法律之间根本性冲突的解决，指向AI法律规制核心基点的确立。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智能技术是会聚技术（NBIC）中的重要技术，可与纳米、生物等技术结合用于改善、增强人类的基因、身体，由此所产生的超（后）人类主义问题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可以肯定的是，AI无法理解其所吟之诗。其次，AI可以替代人类，那么应否赋予AI主体资格，此系AI法律规制的逻辑前提。
在技术上，AI与IA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相互促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在消解 AI 和 IA 的边界， 各种技术交融集成，有时甚至难以判断某项技术究竟是AI还是IA。第一，AI不具有主体资格（容后详述）。
IA追求的是可增强人类甚至与人类协作的机器智能，这不是类人智能，而是人类智能在机器领域的延展。人工智能法律规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对人工智能前置性地施加局部替代人类、整体增强人类的价值负载，在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围绕人工智能以机器为中心的特性进行制度设计，弱化复杂的伦理困境与责任认定疑难，并保持与既定体系的接洽、交融。
人工智能的正价值、负价值及法律问题的产生均源于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特质，人工智能法律规制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技术的正价值，规避技术的负价值，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又予以矫正、限制。在法律上，如果只是基于AI的正价值而顺应与促进AI的发展，对AI的负价值却不予限制，无疑是违背人类整体利益与人文主义精神的。